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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笔都文港:最后的毛笔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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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1-17

   文/本刊记者 刘鹤翔

 
  在如今的义乌或者其他地方,那些挑着货郎担子走乡串户的游商们早已企业化网络化,成为坐商;但在毛笔之都江西文港镇,游商们仍然在支撑着一个很有前途却又做不大的行业。
 
  除了景德镇的瓷器,江西还有一种世界闻名的传统物产,那就是自东汉末年即开始制作的毛笔,生产地也在一个镇子上——江西文港镇。
 
  “华夏笔都”文港以传统游商方式做毛笔生意,尽管艰苦,但创业成本低,适合内地农民创业。然而,毛笔与其他的中国传统的工艺品一样,就其材料特性而言,都以“山川自然之物”为主导,一方面气候、自然环境的变化在改变其性能;另一方面,工业化潮流也会冲击其生产方式,文港镇正面临着继承与创新的两难处境。
 
  从浙江湖州善琏镇到江西文港镇,中国毛笔制作中心的地域漂移,是沿海和内地产业更替的缩影。如今善琏镇做湖笔的人已经不超过2000,而文港却有着从业规模超过2万人的游商大军。
 
  对商人来说,游商从来不过是创业初阶。文港人会是最后的游商吗?
 
  “笔都”游商
 
  自1991年开始到深圳推销毛笔,王建平一直在南方各城市辗转,北京是他的第7站,现在一年能做过百万的生意。每年暑期他会回家做笔,他家的作坊是文港镇2000多个毛笔作坊之一。
 
  从北京中国文联的楼里出来,在大门口的传达室向那个有点倨傲的门房道完谢,王建平和记者一起坐上了去四季青的公交车。他41岁,来自文港镇,在北京推销他的 “吴云辉笔庄”毛笔已经快两年了。
 
  文联是王建平推销毛笔的重点单位。那里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机构,那些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们在各自的行当里很有影响力,对他的毛笔生意来说,那些人是来自专业界的“意见领袖”。
 
  这跟他把毛笔送给北京各大美院和艺术系的知名书画家——尤其是书法家“试用”是一个道理。如果这些人对笔的质量表示满意,通常会向学生们推荐。这样一来,当王建平把笔摊摆到教室门口,生意就不会差。“让最专业的人试笔,生意才做得开。”他说。
 
  自1991年开始到深圳推销毛笔,王建平一直在南方各城市辗转,北京是他的第7站。王建平在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人民大学等院校以及琉璃厂、潘家园、地坛公园摆过摊。相比之下,高校里的客户更为集中。
 
  在四季青的一间窄小的出租房里,堆着成箱的毛笔。王建平逐一给记者讲解它们的用料及特性。笔性的判断是很专业的事情,它首先取决于笔头上使用的材料。“尽管毛笔很多人在用,但不懂笔的人很多,包括书画家也不懂。”在他看来,那些初学书画的人,起码应该知道,狼毫并不是指大灰狼的毛,而是黄鼠狼的尾毛;羊毫也不是蒙古草原上的绵羊毛,而是江浙一带的山羊毛。在毛笔的产品系列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兼毫——将狼尾和羊毛按一定比例混合,再辅以猪鬃、尼龙丝等衬毛制作而成。光看笔杆,毛笔可谓五彩斑斓,有竹木、牛骨的,也有有机玻璃、陶瓷、景泰蓝的,其中以福建产的红湘妃最为名贵。
 
  王建平拿出几支笔杆上只有七个泪斑的毛笔对记者说:“这叫‘七仙女’,要卖到两千多元一支。”订笔者也让人意想不到,是歌手谢霆锋。王建平的客户五花八门,从书画名家到歌手、演员、地产商都有,可谓形形色色。
 
  就绝对利润率而言,毛笔的利润是很可观的,从江西发出500元的毛笔,在北京卖到1500元甚至2000元是正常的。但毛笔并非暴利行业,这是一桩很难有规模效益的生意。“毛笔生意做不大。在文港,一年能卖到300万的笔庄没有几家。”王建平说。
 
  个中原因,首先在于毛笔是纯手工制作的,工序繁复,从选毛、齐毛、脱脂开始,制作工序细算起来有100多道,单人产量不高。王建平17岁开始在笔厂当学徒,到现在,每年暑期还会回家做笔,在岳父、妻子的协助下,每周能做笔头大约500多个。“做笔的人心要静,情绪的起伏都会影响毛笔的质量。”
 
  在如今的文港镇,真正愿意学毛笔手艺的年轻小伙子不多,那些手艺好的笔师,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
 
  做不起规模的另一个原因是,手艺门槛很高,但投资门槛却很低。很多文港游商都声称他的毛笔工艺是出自祖传,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如今的文港,制笔的专业分工已经很明确,一部分人专做笔头,另一部分人专做笔杆。一些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往往是东家买笔头,西家买笔杆,然后在杆上刻上自己的笔庄名字,就往全国各地卖去了。“这是一个捷径,但这样的毛笔,质量往往很不稳定,也就不能真正做出一个笔庄品牌。”王建平说。
 
  王建平一年能做过百万的生意。他家的作坊,是文港镇2000多个毛笔作坊之一,在从业规模超过2万人的毛笔游商大军中,他已经算是成功者。
 
  “笔都”漂移
 
  在毛笔游商大军中,早已难见浙江人的身影,他们也很难把人力资源吸引到一个经济产出不那么高的传统手工行业,产业漂移为新的“华夏笔都”文港镇的青年们实现了创业商机。
 
  长江流域的冬天很阴冷,制笔头是“水作”(做笔杆叫“干作”),要赤手下水,很多文港笔师入冬后都不做笔了。当然也有些人很勤奋,在文港镇南湾村一幢坐落在稻田中的砖瓦楼房里,徐文辉、徐文虎兄弟正在冷水槽里梳理一个个黑糊糊的大笔头。就他们所知,徐家的毛笔手艺在祖父那一代就有了。
 
  除了卖毛笔,这两个85后的年轻人,还憧憬着另一件事。他们计划,等过了年,就去北京做书画生意。“文港有很多人做这个发了财,”徐氏兄弟对记者说,“现在毛笔已经不能换画了,你知道那些画家还喜欢什么吗?”对于尚在构想中的艺术品生意,徐氏兄弟并打算用现金启动,他们的创业种子是毛笔和家里那几件“祖传”的瓷器。
 
  徐云辉说他曾在琉璃厂卖过毛笔,那些买笔的书画家留给他的印象是,不爱讲价,总是冲着贵的买。依此推想,跟那些“大方”的艺术家们打交道,生意大有前途。
 
  不知道徐氏兄弟对如今忙于挣钱的书画家的精明程度,是否作出了合适的估计。但追求比毛笔更大的经济利益,也曾经是另一个“华夏笔都”湖州善琏镇里年轻人的创业心思。
 
  在文港毛笔崛起之前,毛笔是湖笔的天下。湖笔的生产中心在浙江湖州善琏镇,但如今,湖笔和那里的纺织、铸造等行业相比,已经很边缘化了。和现在的文港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制约湖笔发展的一大因素是人力投入,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传统手工作坊式生产的湖笔,因工艺复杂,工作辛苦,收入低微,地位不高,青年人不愿入行,对湖笔缺乏热情,纷纷另谋生路,使整个行业青黄不接。现在善琏镇40岁以下的湖笔专业技工不到10人。
 
  的确,在富庶的浙江地区,要想把当地人力资源吸引到一个经济产出不那么高的传统手工行业,已经很困难了。王建平对记者说,他早就遇不到像他一样在全国各地跑毛笔生意的浙江人了。在人力因素上,这却成了文港的比较优势。
 
  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不需要在外开店,利用农闲时间就可以完成备货,从生意的角度讲,毛笔是一个特别适合文港农村青年创业的行当。
 
  文港镇大约有7万人口,从镇中心区到周边的村落,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在外面卖笔。就产量而言,文港毛笔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制笔中心。文港镇的经济,在南昌进贤县仅次于医疗器械专业镇李渡镇,不能不说是制笔作坊和游商们的一大成就。目前,文港制笔业的年销售额超过15亿,而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也比湖州的湖笔政策更为惠民,文港不向毛笔作坊征税。
 
  文港人应该感谢毛笔,即使不能像王建平们一样一年做着过百万的生意,在家门口当一名笔工也是不错的职业。“文港镇的好笔工的收入每月在4000元左右,普通的也有近2000元。”淳安堂的创始人李小平对记者说。
 
  文港毛笔现在的行情是供不应求,“我们的笔没货可囤,等发货的人在排队,做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够销。”
 
  “救赎”毛笔
 
  文港毛笔论规模虽已可观,但众多笔庄和游商散乱无序,缺乏一种能体现专业性和品位的地域规范。在工业化面前,这样一个“做不大的行业”要良性持续,更多的需要一种文化抱负而非产业雄心。
 
  2011年12月10日,一个有月食的晚上,记者在文港镇见到了邹农耕。这是一个在文港制笔业内颇受推崇的人物。除了研制毛笔,他还编撰了《文笔》和《农耕笔庄鱼素》两份定期刊物。另一件惊人的事情是,他在地处乡野的文港投资1600万元 筹建了一家毛笔文化博物馆。
 
  邹农耕43岁,文雅素净,善书法,好古琴。他的话题兴趣和其他笔商们迥异,他更愿意谈书画艺术史尤其是书画用笔史。“明代董其昌用的是兼豪,傅山、王铎用的是羊毫;清代王文治、查士标用的是兼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笔师应该像一个既懂听琴又懂弹琴的琴师一样,既懂制笔,又懂书法, “现在大部分的笔师不懂书法,这是个大问题。”
 
  邹农耕对古代毛笔做了大量的实物考察,在尚未开门的毛笔文化博物馆里,将展示他收藏的自元代以来的毛笔。在他看来,文港毛笔还要走一个恢复传统工艺的阶段。在历史上,文港毛笔和浙江产的湖笔、安徽产的徽笔相比,在地位上是有差距的。“湖笔主要士大夫阶层在用,徽笔主要是下层文人在用;江西毛笔则主要满足城乡的非士人阶层的需要,比如账房先生。”到现在,尽管徽笔早已没落,湖笔大幅度萎缩,文港毛笔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但他认为,当代的文港人与古代笔师的制笔水平相比,尚有相当距离。
 
  在文港大道后面一家高门大屋、古风犹存的乡间餐馆里,邹农耕给记者引见了“淳安堂”笔庄的创始人李小平和笔师兼画家李秋明。对于文港毛笔的现代工艺,这两人自有一番见解。
 
  在李小平和李秋明看来,当代毛笔原材料的退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羊毛是最早退化的原材料。”李小平说。传统上,羊毫的选料是产于江浙一带太湖流域的山羊毛为上品。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气候变暖,以及山羊的产业化圈养,羊毛的质量急剧下降。另一种用来做笔的材料猪鬃,也是同样的原因在品质出现了明显退化。
 
  为了弥补原材料的退化,大约二十年前,文港毛笔引进了尼龙纤维。“尼龙的弹性很好,它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原材料退化,而且,尼龙的长度不像狼毫那样受限制,它对文港毛笔的性能促进很大。”李小平说。但另一方面,人造毛尽管推动了文港毛笔在全国的普及,在专业人士中接受度却并不高,因为,尼龙有一个显著的缺点,那就是蓄墨能力很差。
 
  李小平承认,就客观条件而言,原材料的退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如果要达到古代好毛笔的性能,当代笔师必须因时制宜做一些工艺上的调整和探索,这对文港人来说,尚是未竟之业。
 
  这两年,有两个消息听起来对笔商们有利:一是中国书法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二是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学恢复书法课。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两个好消息折射出了某种危机。关于中国书法的身份问题也许有点儿专业:作为一门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它本应该获得和西方艺术门类平等对话的地位,但“非遗”所彰显的,仅仅是其传统资源价值而非能回应当下生活的艺术,这其实意味着书法要走向当代世界仍然任重道远。至于教育部的书法课程安排,对尚待恢复的制笔传统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书法普及对制笔工艺的影响在于,对规模利润的追求会使文港笔庄更加忽视本来就不够成熟的工艺水平,“全国有中小学生2.67亿,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需求。这会促使一些人将精力投入规模化生产中,而有了规模利润,好的笔师就会流向那些只生产低档次毛笔的笔庄。江西笔庄在工艺上的创造力会趋于薄弱。”从工业的角度看,作坊和笔庄是很脆弱的。
 
  迄今为止,产量的攀升并没有使江西毛笔真正超越湖笔的历史辉煌。历代相传的上百位知名笔师中,湖笔占了60%以上,湖笔地位的累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江西毛笔历史上未曾以“赣笔”之名于湖笔、徽笔比肩。现在,文港毛笔论规模虽已可观,但众多笔庄和游商散乱无序,缺乏一种能体现专业性和品位的地域规范。邹农耕将文港毛笔称之为“文笔”,尚是一种传播不甚广的定位。
 
  第二天,在出入文港镇的公路边,记者看到,一个承接福建企业产业转移的“海西工业园”将要完工。文港经济大大落后于沿海,但显而易见,大规模的工业化已经逼近。因此,文港毛笔的繁荣未必是一劳永逸的。邹农耕、李秋明和李小平,都不同意毛笔是一种普通的工业品,而应该是包含了人工之美及文化价值的工艺品。在工业化面前,这样一个“做不大的行业”要良性持续,更多的需要一种文化抱负而非产业雄心。